題記：
我沉入了這片海。
變成了他們之中的一個。
——張承志《心靈史-走進大西北之前》
（1）
——重要的不是藝術。
栗憲庭先生如是說。
在《重要的不是藝術》這篇并不算很長但是去很重更要的文章里，栗憲庭先生表述了他對中國現代藝術的思考，在這里，我并不想在他的基礎上接著講，更不會是照著講。或許，除了借用一個標題外，我不會從他那里拿走任何東西，由一個相同的起點開始，我當然希望能夠有完全不同于他人的思索。這一次也不例外。
對于藝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對于藝術創作者，以及藝術理論寫作者來說都會是一樣的。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喋喋不休的討論，為什么而藝術？基本上到目前為止大約有了兩種觀點，一種是為藝術而藝術，而另外一種是為了藝術之外的一些什么東西而藝術。
為藝術而藝術，讓藝術成為藝術，這是一切藝術的創作者和研究者的宏愿。其實說到底理由也非常的簡單，如果當藝術不能夠明晰的了知自己的存在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區別于他者的根本所在，那么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藝術很難成為一種有價值、有理由存在的存在。在藝術的內部尋找，或者說創造屬于藝術自己的邏輯和規定，不能不說是一種必要。然而，在是與不是之間，有的時候區有著太多的朦朧和模糊，或者說游移不定。對于嚴肅的思考者來說，當他面對藝術的這一種現實，他是焦灼而無奈的。
在藝術里，藝術本身的東西自然是重要的。
但是，也應該同時明晰，藝術，從藝術成為藝術的那一瞬間，它都沒有真正的獨立。藝術的存在，同時需要太多的藝術之外的東西作為供給和根基，藝術是嬌貴的，但是它又不會是離群索居、超然世外的性格，當然也不太有可能。比如說文化、比如說時代，藝術可以脫離開這些東西而自在逍遙么？肯定是不可以的。盡管，很難規定在它們面前藝術會是什么樣的一種態度，肯定、抑或否定，但終究也只會在它們提供話題的基礎上，藝術才有可能表述它的態度，假若藝術會憑空制造一些話題供自己討論，大約那也不過是癡人說夢般的囈語了。那樣的藝術，有一點裝飾、有一點情調，這我不否認，但是我也有足夠的理由說明它們不是藝術。由此而言，藝術作為藝術，并不全然是藝術內部可以決定的。
那么，在這兩者之間就應該有所思維和選擇了。因為兩者，都同時是雙刃劍，偏執于任何的一隅，對藝術都是一種傷害。
其實，對藝術的傷害，也早已經是斯通見慣事情了。
藝術史，我看到的不僅是煌煌佳構，還有血與淚的掙扎和蹂躪。
——或許，藝術，不應該回避環境的現實。
（2）
我只關注作品。
貢布里希說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相反，我倒是認為沒有藝術家，只有藝術，或者準確的說，只有藝術作品。藝術家，只有在他進行創作或者沉浸于藝術的時候，他才是藝術家。
在很多的時候，藝術家，僅僅是一種稱謂。
所以，我的討論會從朱麟麒的作品開始、從藝術開始。
如果在這里我如他人一般，給予朱麟麒及其繪畫創作一種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敘述和羅列，那么我無疑就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如果對某一位藝術家的評論，只是錦上添花、或者是無謂的陳述，那么我想到應該是擱筆的時候了。
（3）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錯覺，當代的藝術、藝術家缺少一點東西。而且，是一種很重要的、對于藝術創作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我沒有自信把握。
——它是游移的。
朱麟麒擅長水墨人物畫的創作，并且他也創作了很大一批有關西藏題材的人物畫。面對他的作品，我的一些紛亂的思維開始稍稍的有了一些清晰，我不否認，在很多的時候，一些幾近抽象問題也只有在面對某一具體事物的時候才能夠在原有的黑暗里看到一點星火。
我想到了李伯安。
我也想到了李伯安的《巴顏喀拉》。
相信李伯安對于藝術、對于西藏都是有足夠的真誠的，他最后累倒在畫室里、生命在自己未竟的畫作前結束，我可以不無殘忍的說，對于藝術家，這種結局是一種完美、一種可以足以震撼人的心靈和靈魂的完美、一種大美和最理想的歸宿。李伯安的死，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已經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文章對對此有過關注河討論。但那是不夠的。當代的中國藝術界，所有的人、應該從李伯安的事件中找到一種可以沉潛下去的東西。首先，這是一種態度——對待藝術應有的態度。
我可以回答我自己的提問了——
在人心浮躁、藝術家視“生效”為成功的不二法門的今天，李伯安以苦行僧和殉道者的姿態面對藝術和自己所選擇的道路，體現了他的堅強和尊嚴。而死亡成為這樣的藝術家成名的前提，這沉重的代價需要我們深思。
（李伯安：當代畫壇的一粒后悔藥；左新）
——苦行僧。
——殉道者。
真正的藝術家就是這樣的。
我們缺少的，也正是這樣的一些藝術家。
在這樣一個時代中談理想主義似乎是有些不合時宜了，也似乎沒有太多的人還在關心理想。現實，現實的誘惑與刺激，相對來說要來得直接、來的有把握。但是，理想是不能夠丟的。我不反對藝術家有現實生活的追求，但是，藝術家，畢竟是一些特殊的存在、一些可以稱得上是神圣的存在。藝術家，應該以自己的對待藝術的態度和姿勢，告訴世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面對生命、面對人生。當藝術家不能夠把這些作為自己的使命的時候，可以說，已經不需要再有藝術家了。文化中，藝術是一個最不穩定的因素、同時又是一個最深沉的因素。一種文化，當它自身已經出現缺憾、并且依然帶著這種缺憾來指導人的生存的時候，那是錯誤的，但是文化不會自己發覺，所以藝術，在這種時候就應該以它應有的姿態出現，首先是文化、然后是人本身，給它們一些引導。高更是這樣做的，他在塔提希島思考的問題、關注的話題，后來成為每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都不會回避的問題。我這樣理解藝術、也是這樣理解藝術家，但是這樣的藝術家已經不多見了。
作為一個問題，我在這里把它交給所有的創作者。
答案，我沒有。
我只期望，有一些藝術家，以他們的創作、以他們對待藝術的感情告訴我，什么是藝術、什么是藝術家？或許到那個時候，我對藝術、藝術家不會再有疑惑。
當我懷有這樣的一種情緒和感情來面對當代藝術的時候，自然會有了更多的疑慮和茫然。但是我沒有絕望。我還在期待。能夠有所期待，這也是我對當代藝術創作者的最根本的態度了。現實的缺憾并不能說明什么，況且，能夠明確的知道缺少的是什么，彌補的工作，是不困難的。
希望，朱麟麒能夠在西藏人物繪畫上繼續下去。
很長時間，我們都在討論水墨的問題，具體地說，有人很悲觀的想象，傳統的水墨還有必要在這個時代存在嗎？他們做過很多的討論、也進行過很多的實驗，他們想證明或者說在尋找一個理由——水墨，能否繼續承載當代人的所思所想？他們當然是希望有一個肯定。但是事實是，他們一直都在徘徊。我只想說，水墨不是問題，或者說不是最根本的問題。道理很淺顯，藝術的尊貴，不在于材料媒介的層面。藝術所關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的靈魂，至于藝術家選用的是水墨還是油彩，并不重要。
西藏人物繪畫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西藏，更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的地域存在——而是信仰，是，歸宿。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就開始有一些創作者開始這一題材的創作了，或許是受到了當時文學創作的鄉土情結和尋根文化的影響，西藏，自然就成為繪畫者非常理想的取材的所在。已經有很大一批優秀的創作出現了。通過這樣的一批作品，我們認識的不是西藏，而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命運、我們的人生、我們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過遺憾的是，由于創作者的惰性，當一些人的創作取得成功的時候，模仿和竊取隨之而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指望在從他們的畫面上聆聽生命的炫音了，大同小異的外表下，掩飾不住的是靈魂的蒼白和空洞。很長一段時間，我拒絕欣賞這一題材的創作。因為，那不是真實的西藏、也不是創作者的真實的自我，我有些失望。
錯誤，不屬于西藏，以及西藏生活著的那些人。
盡管如此，還是期待能有讓我能夠為之感動的西藏人物繪畫的出現。其實，我們都已經清醒的認識到了，我們的文化，缺少一種真誠的信仰，正是因如此，當我們的文化受到一種不無野蠻勢力的沖擊的時候，我們恐慌了、茫然了，但是很快我們又被同化了，而且是心甘情愿。我們以為自己接受了更文明的教益，其實不是。一切的勸導和指引都會是無力的。我們只有依靠的信仰的力量了。信仰，信仰的情感，我們缺少一些必備的基礎和前提，至少固有的正統文化里面沒有提供給更多的因子。所以，在西藏，或者在我們文化其他一些曾經不被關注的地方，當它們能夠給與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這是我對一切的西藏人物題材繪畫者的期望。羅曼羅蘭說道：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里，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斗的勇氣。水墨不是問題、技法也不是問題，當一位創作者想要展開自己的西藏人物繪畫的時候，應該首先想到——靈魂，和信仰。深入一切。只有深入一切，才有可能更好的訴說一切。我把深入的痛苦和艱險寄托了……
朱麟麒的繪畫不是最終結局——如我所期待的那樣。
只是，他會有可能接近。
通過朱麟麒的繪畫，給了我一個漫無邊際的訴說的由頭。我把這些話說給朱麟麒，也同時說給很多人。因為，我認為這些才是重要的，才是最應該說的話。
借一段話結尾——
我借大西北一抹黃色，我靠著大西北一塊黃土。我講述著一種回族的和各種異族的故事。但是，人們，我更關心你們，我渴望與你們一塊尋找人道。
我終于描寫自己的母族了。
但是你們應當作證，這里毫無狹隘。
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靈世界和包圍人的社會、人性和人道。這里有一片會使你感動的、人的光輝。
你并不是隨時隨地能發現這種光輝的。
（張承志《心靈史》）
2010.01.28
于京華天暢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