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景育民雕塑展談環境藝術的走向”學術研討會發言紀要
作者:汲平2012-05-31 09:29:45 來源:中國雕塑家網
“從景育民雕塑展談環境藝術的走向”學術研討會發言紀要
時 間：2002年7月12日
地 點：文化實驗空間展廳
主 辦：文化實驗空間
學術總監：姚鐵正
學術主持：郭雅希
郭雅希（美術史論家、批評家、“文化實驗空間”學術策劃）：今天的研討會和景育民的個展有直接的關系，是對他個展涉及問題的進一步延伸。今天的學術主題涉及到三方面內容，一是城市文化與環境藝術——城市文脈與未來城市文化展望，這個問題涉及到城市文化的歷史、城市文化現狀存在的問題與未來的城市文化形象建設問題。二是城市空間與環境藝術——未來城市空間展望。三是雕塑與環境藝術。
張文忠（建筑學教授）：首先感謝“文化實驗空間”的幾位先生組織這次活動，為促進我國環境藝術發展提供了良好開端。我談的內容可能比較雜。我本來是個建筑師，也是建筑學教授，十年前退休后我有一個轉向，自由時間多了，我考慮環境藝術問題漸漸地超過了對單體建筑設計問題的思考，超過了孤立地去搞規。這和我多次去美國有關。美國之行給我觀念上很大的刺激，他們的建筑師的基礎很寬，不象我們這么窄。我們建筑師容易處于一種趕任務的狀 ，一個任務來了，抄起丁字尺就畫圖。過去鬧過笑話，蘭州城市規劃的時候，因為它是一個有坡度的城市，地面高低起伏很大，建筑師接到了任務就坐在屋子里用丁字尺一拉，炸掉了山丘，當成平原那樣設計，沒有結合地區環境的特點，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更重要的是破壞了地域的自然環境。
我和一些國外的學者接觸比較多，一個臺灣研究室內的著名學者跟我說：“室內環境設計與其說是設計藝術，不如說是設計生活。”我認為他的話說明了一個道理，我們設計師，不管是建筑師、環境設計師還是城市規劃師都是在為老百姓設計美的生存空間，而不是孤立的拿起三角板，把所謂的那一套知識灌給老百姓。對于藝術家而言，藝術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們建筑師又何嘗不需要這樣呢？難道我們搞城市規劃和建筑的人只是思想僵化地去處理人民的生活就算大事了結了么？我們不要忘了還要“高于生活”，藝術家如此，搞環境藝術的人也應這樣。景先生的作品給我很大的啟發，看上去美的東西要經過很長時間去磨練去追求，只有把它提煉、簡化、純化，才能產生出精品。美的東西不應只是讓專業人喜歡，也應考慮到老百姓的接受面。我從事這項工作有很多感慨，談何容易。
比如說古代建筑的重建，本來古建的原貌很好，偏有一個“修舊如新”的口號，似乎粉刷如新就是好的。真正成熟的對待舊的景觀藝術，是修舊如舊。應該采取科技手段，讓它延長存在的時間。可惜這么好的地方，這么好的東西，經過“重修”把它毀了。以我這吹毛求疵的人來看，它的比例遠遠不如原來的好，而且加上了很多花里胡哨的東西，街道又搞的那樣窄小擁擠，弄得很糟糕。五、六十年代，我們曾設想把古建保存，修舊復原，周圍做一個綠化廣場，作為一個觀賞點，種種原因沒能那樣做。因此，我回憶起我的老師粱思成先生，他在解放初期極困難的情況下，提出不要在故宮周圍的那個圈子設計新都，而是在現在的五棵松那個地方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可惜沒被采納。現代化的設備不敢大刀闊斧的建設，而且還破壞了古城的完整。天津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當然，城市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拆些東西，但是那些有保存價值、文化色彩濃的東西應該保存下來，它是多少年沉淀下來的東西，是文明，是文化，拆了是令人心痛的。我看好多國外的廣場、景觀，為什么那么好，吸引人，究竟魅力何在？主要原因是它結合了地域的文化特點。例如泰國，它結合了佛教的符號，不論壁畫還是雕塑都帶有信奉佛教的色彩，一看就知道是泰國的，環境藝術已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理念。現在國內很多環境設計、雕塑作品都似曾相識，重復太多，無疑大多數人都在互相抄襲。現代西方的東西我們是要學習，但我們國家沉淀下來的地域文化根深蒂固，我們要研究，也要發揚。現在有很多房產開發商在居住區里作很多庭園，有的將西方的一些東西直接照搬了進來，這和中國的本土文化很不協調，所以我們強調必須重視地域文化。
我看景先生的雕塑的時候還不知是誰做的，但感覺和環境結合得也很好，尤其是體育中心的那個紅色，曲面的，變形的造型，在體育環境里有欣欣向榮的氣氛。他的造型和建筑的尺度結合的很好，建筑很簡潔，而作品有很多曲面，曲面的造型和突出的紅色與黑背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完美的對立統一關系，而且有很強的現代感。景先生的很多作品都很有文化底蘊，如果我做環境藝術，還要請教景先生。
郭雅希：張文忠先生對景育民的環境藝術作了精辟的點評，并對一些破壞環境、毀壞文化的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同時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我們真切的希望張先生的建議能夠通過媒體引起城市規劃決策部門的重視。
洪再生（留日工學博士）：我們覺得天津能有像“文化實驗空間”這樣一個交流的場所，對于我們這些搞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的專業人員是非常有好處的。現在大家關注的問題很多，比如像環境藝術的發展趨勢，像景先生通過自己的一些作品體現了自己對不同地域的文化內涵的理解，這些工作做的都非常有意義。在現在信息交融、學科交融的時代里，“文化實驗空間”做了這些工作就更顯得有意義了。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是在天津大學建筑設計規劃研究總院搞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這幾年，在城市規劃設計過程當中可以感到很重要的一點，大家對環境，特別是環境藝術越來越重視。今年我們天大規劃院也試圖探討在城市的大環境當中通過藝術的創造，包括建筑小品、城市雕塑、以及綠化的綜合的考慮，來營造一個比較豐富的甚至是地域性和文體化的空間。 這幾年的工作應該說還得到了有關方面的認可。
今年我報的這些個項目都被評為獲獎項目。前一階段，我們在搞一個天津特別大的課題，叫做“天津的建筑風格研究”，準備在今年的9月6日天津舉辦的“國際住宅與規劃研討會”開幕之前把這個成果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與大家見面。在這里面分了幾大方面，來探討天津的建筑風格的形成和演變的過程。由我們主持探討的主要是天津地域性的建筑風格和城市空間的設計。在此過程中，我們探討了城市未來空間可能的發展趨勢，其中因為其它的林林總總的研究成果，在今后的城市當中，特別是城市意象空間的形成和城市個體之間的關系做了一些探討。所謂的“意象空間”與城市空間有一個區別，意象是能夠在人的記憶當中留下回憶，產生印象的空間。“意象空間”的研究也是受美國著名規劃學者、建筑學家凱文·奇勒的城市意象學說的啟發。我們覺得在“意象空間”中怎么樣形成一個有特色，有個性化的城市意象，通過什么樣的手法來形成，我們也做了一些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如何在城市當中搞一個整體的城市意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另外，區段的城市意象，還包括建筑的建筑意象。在此當中，通過什么樣的方法形成良好的意象空間，我們也歸納了國內外的一些發展趨勢，作了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通過整合，重構，造型的方式來形成真正個性化的特殊的城市意象空間。這個成果已經放在了天津的這本書里面，近期將和大家見面。日本的一些學者研究過環境藝術與城市空間之間大的關系，特別探討了如何從發展過程中看這種關系。就日本環境藝術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地藏和石佛為代表的“宗教造型”時期；第二階段是以國家主義從明治維新到二戰以前的所謂“銅像建筑”時期；第三階段在戰后從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開始的所謂高速經濟成長時候的“都市造型”時期，在這一時期，藝術與人與城市景觀之間開始產生聯系，并且開始呈現了在公共藝術之上的城市藝術理念，從而進入城市藝術時代。日本的這種歸納研究在東亞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環境藝術和城市空間有可能用四個層面的關系來概括：第一個層面是形體的創造，它包括把城市造型作為美術作品，作為公共藝術來看待，使其通過創意的造型，通過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融合成就一個新街區創造的觀念值。從原來把一個很好的藝術作品，不考慮和周圍環境的關系，孤立的放置在城市空間當中，漸漸地發展到使一個很好的藝術作品和周圍環境建立有機的聯系。比如景先生在天津體育中心的這件作品就探討了和周圍環境的協調的關系。第二個層面過渡到場所的創造，它關注到場所當中的人的活動。我在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神戶被公認為日本的一座非常國際化，有文化品位的城市。它在海邊做了很多考慮到人的交往需求和人的參與欲望，參與性的裝置。比如說做了一個舞臺，中間有一個類似于銀幕的東西，大家可以從里邊伸出頭來照相；還有在海邊放置了很多不同形體，不同大小的石塊，來組成一個類似于人類排列的矩陣的效果等等作了很多比較有特色的東西。這種城市場所的設施、裝置、廣場的造型，通常在城市空間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第三個層面過渡到風景的創造。最近，我受日本的啟發，準備了一門博士生的課程——風景造型論。這第三個層面已經把視野轉向了藝術景觀，就是把繪畫藝術和園林藝術結合起來，從過去單純考慮藝術表現形式過渡到同時考慮與體塊、容量、平衡之間的關系，在此之上，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城市功能性的藝術。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門包含著多種學科的，很有發展的新型學科。第四個層面：是在描述，創造一種故事，“講述”這個詞逐漸地在被大家認可。創造故事包括創造一個城市的傳說。例如，漓江一帶東巴文化是靠以口相傳。我們的城市雕塑、公共藝術，也是用一種形體的方式，實體的方式來把城市發展的脈絡展示給大家，所以是在創造一種城市的傳說。特別是地域和歷史的題材會越來越受到關注。在此之上，城市空間的使用前和使用后也就是創造故事當中所起的作用。前一個月，我去到歐洲，在羅馬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建造一個城市時把好的，歷史性的東西修舊如新，這是對文化的破壞，是對城市歷史的中斷；而羅馬卻是修舊如舊。他們在修復古建筑，包括一些公園遺址和建筑過程中，確實花費了很大心血，如在皇后墓的施工過程中，如果完全是現代的腳手架和其它材料，可能在修復的時候會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但他們卻匠心獨運地把要修復的建筑的立面全給畫在了保護網上，使人猛地一看，感覺和周圍非常協調。他們很重視環境意識、文化意識。可是我們的環境意識、文化意識卻往往很差。在都市空間同樣也是這樣，建造某個建筑或雕塑的過程中大家也許很振奮，而建好之后發現這些東西像城市的垃圾或建筑的垃圾。我們沒有把它放到城市的傳說，或城市的文脈展示過程中來。如果能夠在以上的四個層面的基礎上，把環境藝術和城市空間的關系搞好的話，我們的城市可能會越來越好。在這里非常可貴的是景先生在這方面搞了很多寶貴的實踐。今天參加這個會我考慮到怎樣把城市雕塑作為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納入城市和公共的藝術范疇當中，然后更多地加強城市規劃、建筑設計、城市雕塑、美術設計等方面之間的關系，使之更為密切。我們前一階段在探討搞環境工程有沒有可能發展成為具有城市功能的藝術，如何把環境工程與環境藝術結合起來。最近我們做的一項工作，已經把環境的概念和規劃結合起來，即天津大學搞的“水生態校園示范工程”。這里考慮到怎樣用環境工程的手段把天大的生活污水進行處理，然后作為再生水的利用，以及怎樣把所有的湖面連接起來，使它成為校園景觀當中，校園生活當中甚至是校園歷史文脈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工程可能會獲得水利部的支持，獲得一個1.25億投資，在天津市形成一個把水生態意識、景觀意識、環境意識組合起來的非常好的值得學習的范例。我希望今后像這樣的展覽、研討會，有機會的話天大的設計院、規劃院的老師和研究生踴躍參加。也謝謝主持人的邀請。
郭雅希：洪再生先生是一位去日本留學過的學者，他對日本城市文化形象深入，精辟的剖析，研究和日本文化形象建設的成果和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
剛才洪再生先生的發言還提到了凱文·奇勒“意象空間”的概念，這是一個對新城市文化形象建構非常有益的學術研究課題。他的研究得出了通過整合，重構，造型的方式來形成真正個性化的特殊城市意象。
我們期待著洪先生研究的課題《天津建筑風格研究》這本書的出版能對天津乃至全國的城市文化形象的規劃，決策，設計，建設能有所促進。
朱 其（策劃人、美術批評家、“世紀在線藝術網”藝術總監）：北京2008年準備做一個奧運雕塑公園，這里有很多問題還是不能解決。中國的雕塑體制基本上屬于國家行為，它主要起源于五十年代城市雕塑運動，主要是革命紀念雕塑。那個時候雕塑是比較政治性的，所以必須像蘇聯那樣在一些街頭樹立城市雕塑。后來到了八十年代，開始城市化了。在82年到85年這段時間也有過一次雕塑潮。那次塑潮有一個根本的問題，五十年代做城市雕塑的那批老雕塑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掌權了。那時建設部成立了從全國城市雕塑指導委員會到各省市的城市雕塑委員會，控制了所有雕塑的設計方案和設計項目。讓誰做，這里有一個利益機制，也是一個利益項目。因為一個城市雕塑可以掙很多錢，幾十萬或上百萬。八十年代就變成了那些項目被各城市雕塑委員會的負責人分別承包的情形，不但項目要給他們做，而且風格也要服從于這些五十年代出名的人。到了九十年代，風格稍微有點多元化，一些房地產開發商開始使用一些另類的中青年雕塑家的方案。這時，雕塑的方案和視覺面貌開始多元化。目前，中國的雕塑形成了以國家性的城雕委員會體系為主導的結構，再加上各省市和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控制的空間引入了多元化的風格，大概的格局就是這樣。城市雕塑的體制就是誰接項目，誰決定這片環境的雕塑的視覺風格。這是沒有辦法探討的。我感興趣的可能還是視覺風格的問題，這兩年進行了很多嘗試，像成都的競賽，當初想追求前衛風格，請了很多北京做裝置藝術的，做video的，做觀念藝術的前衛藝術家，但很多前衛藝術家的方案看計算機設計圖或模型還不錯，但做出來卻和環境沒太大關系。再如某個房地產商當時也是認為雕塑家的視覺風格太保守，他們請了一批畫家包括幾個行為藝術家去做雕塑方案，但是做下來的效果不很理想。因為那些畫家對三維空間沒有感覺。有些畫家甚至想嘗試寫實的人物雕塑，很多寫實人物雕塑的解剖結構都有問題。還有一個嘗試，深圳的何香凝美術館花了一千多萬，做了好幾期的戶外雕塑展。它是采用把八大美院的學院派雕塑家在工作室內的架上雕塑放大以后就變成了一個環境雕塑。第二屆雕塑展就特別明顯，他們請了兩個國外的雕塑家——貝那唯尼和飛利普·沁。當時很多國內的雕塑家很氣憤，因為這兩位外國雕塑家的兩件作品花了一百多萬人民幣，而每個國內的雕塑家大概才給了兩三萬人民幣。他們說你這個雕塑我們也能做，為什么給外國人那么多錢，但是完成以后就發現外國人的作品雖然沒有我們學術，但是和環境的協調性卻做得特別好。所以我認為除了體制方面的問題，一個城市的城市雕塑由誰決定，由誰來做，或由誰決定雕塑的視覺風格，這個民主機制怎樣建立，這是一個公眾問題。其次，城市環境雕塑的視覺風格應該經過一個過程，因為我們現在做城市雕塑感覺是千軍萬馬，大家都沒有經過事先的準備和積累，就開始進入雕塑創作領域了，包括畫家、裝置藝術家、學院派雕塑家甚至行為藝術家，都去做城市雕塑。
我個人認為，城市雕塑、環境雕塑有其自己的特點。不是說你是雕塑系的老師，在學校教課，長期做了很多有學術成就的架上雕塑，就能作環境雕塑家了；也不是說你在學術界思想觀念非常前衛，你就馬上可以做環境雕塑。像國外的城市雕塑一般有兩種，一種是根據環境本身去設計，包括材料和風格的設計；還有一類，可能在中國就很難做，有一些著名的畫家、雕塑家包括前衛藝術家在藝術史上有地位了，就把他們的風格做成了雕塑，變成了街頭雕塑，像畢加索、米羅、杜飛很多在廿世紀出名的藝術家，把他們已經出名的視覺風格做到了街頭。我覺得這在中國不太現實，因為藝術史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公開和傳播，中國的環境藝術需要怎么搞，還要深入地研究。
我覺得“文化實驗空間”這次研討會把這個課題 作為討論的專題很有意義。中國如果真的能通過國家性的體制，去推廣實行城市環境的改造，可能會非常具有力量，但可能也會引起風格的大雜燴。我現在傾向于認為奧運環境雕塑項目，最后完全會搞成前衛、后衛、政治的一個大拼盤，相互之間沒有什么太密切的協調關系。但我覺得局部會有一些真正有創作眼光的藝術家、企業家或規劃師，能夠合在一起對一些局部的項目進行實驗，這在中國可能會更有意思一點。
鄒躍進（美術理論家、批評家、中央美院美術史論系博士）：我這兩天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想法，任何藝術行為都與我們的生命的存在有關。昨天我去了一個很大的商場，沒有一個座位，兩個多小時遛下來累得特別難受，最后坐到公共汽車上的感覺特別好！城市給我的第一個概念就是永遠不停地流動。今天我來的時候在北京站呆了一個小時，看到了人山人海，上去的，下來的，感受到的就是漂浮和流動。想起有個美學家說的——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音樂被凝固以后是一種靜的東西。實際上城市雕塑也和建筑一樣是一種凝固的音樂，而城市的現狀卻是動與靜的強烈對比。我們能不能從動與靜的關系上來把握城市、環境和人的關系。城市之所以被組織起來，并使之井然有序，關鍵在于這種合理的動靜關系。
我曾經有過一次塞車的經歷，那天突然下雪，我在出租車上坐了7個小時，其實不到十公里路，花了一百多塊錢才到家。我想，這就是都市，它給你很多方便，但是，突然停止了流動，或流動不暢會使你一籌莫展。我覺得雕塑的感受應該和都市的感受連接起來。人在都市中生活，就會有許多感受，如果把這種感受帶到對雕塑的形象塑造中去，對空間的把握中去，可能也是一條思路。因為我們本身就在這個空間里面生存。今天我在北京站還注意到廣場上的人都坐在地上，因為沒有凳子。車站的設計可能關心的是廣場的平坦和開闊，而不是人文的需要。我們從人文關懷或給人的方便的角度來講，這個空間的人性感的東西是不足的。環境和都市人的生存方式實際上是聯系在一起的，如何把它以形象的方式揭示出來，都市環境藝術可以從這個方面來思考。這是我作為一個都市人，通過個人生命體驗想到的問題。第二點，城市空間是一個大概念，實際上每一個空間都是非常具體的概念。比方說你是在一個百貨公司前面，還是在一個博物館前面，每個空間都不一樣。都市的空間是由無數個小空間組成的，每一個空間都應該和整個城市的空間的功能、文化、文脈聯系起來。我覺得這是一個雕塑家應該思考的問題。都市的空間是一個大概念，怎樣把這一大概念化成無數個小概念，然后又整合成大概念，然后才構成完整的某個都市。北京有個王府井大街，在別的城市又看到一個“王府井大街”，如同克隆的一樣，就會沒有自己城市的特點。目前，在城市環境規劃、設計中很缺乏那些探討性的東西，這是我的感受。
郭雅希：鄒躍進先生談到了實用方便的需要，人文的需要，整體個性環境的需要，這是完全不同的環境藝術所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三個概念。在城市規劃、設計以及城市現代化改造中，我們如何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很不容易，但卻非常重要。鄒躍進先生通過他個體的生命體驗，不但認識到這三個因素的協調關系是成功的環境藝術設計的關鍵，還從城市的“動”、“靜”現象中意識到了城市環境建設不能拋開對具體的功能因素的思考。好！談得非常好！
焦應奇（美術理論家、批評家、策劃人、“藝術家倉庫”創辦人及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我曾在美院壁畫系教過書，對于環境藝術、雕塑、壁畫、景觀和生活的關系有一些生活或工作的經驗。我讀研時本來想給城市景觀做很多的作品，后來發現我根本做不了，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和時機。我經常地感到建筑師、壁畫家、環境藝術家很被動，他們總是在被迫降低自己的作品質量中獲得一種回報。這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我們這個時代還不是一個尊崇文化、尊崇個人創造精神的時代，而只是尊崇物質和利欲。在這樣的時代去談城市景觀，談雕塑，談一個作品的價值和學術問題，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但同時也讓人感到無奈和尷尬。比如去年在歐洲布魯塞爾和一個博物館的主持人逛街，他對我說他喜歡那個建筑，那是一個非常老的當地的建筑風格。雖然旁邊的新建筑是一種非常新的語言，但絲毫沒有破壞老的建筑。因為老的建筑破得沒有辦法，必須要拆掉。而新的建筑師就在壞的空間縫隙里面做了一個新的嵌了進去，可是新嵌進去的建筑決不是后現代主義的那種拼裝，卻是原來建筑風格的一種延續。我看到以后特別感慨，我對他講我生活在北京，原來感覺特別自豪——我從山東考到北京，然后在那里工作，教書，現在在研究院工作感覺很好，但我又覺得北京這個城市太大。后來我們又看到一個新的建筑，按我們的標準建得也很好。他說建筑的門廳非常巨大，人站進去很渺小。作為我，反感這種巨大，為什么要壓倒對方，這里面折射了一種態度。在今天，已經不是靠權力和力量來影響對方的時代，今天的文化更是一種人和人之間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時代。博物館的主持人在這里就給了我兩種態度，或兩種信息。去歐洲給我的感觸很深的是每一個城市都極其關注怎樣來玩這個城市的文化游戲，以和其它城市達到一種平衡或競爭，這在羅馬等地都很明顯。有幾個意大利朋友就說很不喜歡米蘭，因為米蘭沒有文化，這就和我們的態度不一樣。如果我們一個平常人到香港，會非常喜歡那里，因為有那么多新的高樓。但我們從來沒有關注過在符號后面時代的精神質量到底體現了什么樣的價值。實際上圖像是塑造社會的。在這個圖像的時代每一組圖像、每一個空間的圖像結構都直接作用于社會的每個個體。但是現在這種一切向“錢”看、一切都是以所謂的現代化概念作為一個尺度來衡量，所以很多行為都不能體現出精神的魅力和價值。我們所討論的都是能不能實現知識概念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并不重要。比如在歐洲看到一個作品，給我最強烈的印象是，如果這是一個大師或好藝術家的作品，會覺得極其豐滿；如果看到一個非常紀念性的作品，具有很強的社會功能、教育功能卻不會覺得它豐滿，因為在一個崇尚“成教倫”的社會里和一個崇尚“個人價值”的社會里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今天的環境藝術沒有體現出個性和個人精神的魅力，我們體現的都是政治的，模仿資本主義的，或是簡單的后現代主義概念，或是簡單了的個性化的形式主義的表現，這使我們整個藝術文化的水準非常低，其原因就是沒有個人魅力，也就是創造性、想象力、精神冒險的能力和質量。我們說奧林匹克公園也好、北京的未來也好，包括天津的未來、西安的未來，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將不會有我們所說的藝術。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時代的問題，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悲觀。我的積極的一方面認識是，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巨大的財富，就是我們精神的經驗性是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或者說只有極少的國家才有我們這么豐富的經驗。比如從文革到現在，從無知到求知到以知識為美為價值這樣一個過程，肯定后來還會有一個每個人的價值得到體現的個性時代還會到來。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我們的一些經驗實際上是我們所學習的、模仿的歐洲所沒有的。可是在我們的環境藝術作品當中卻很少體現出這種東西來，甚至它與我們的作品沒有任何關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哀。不論是在國外作研討會，還是在我的“倉庫”作研討會，經常會涉及到這個問題——什么東西是最重要的要素，能夠激發藝術家創造出真正的藝術？最后的結論很簡單，不是知識，也肯定不是技巧。我個人認為是我們不同的經驗給我們的想象和一種欲望。可是在環境藝術中，一看到新的東西，肯定是特別失望。我曾經和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叫吳華的朋友進行交流，我認為在我們還沒有掌握一種智性的建筑構造能力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個問題？是多做傳統建筑還是多做西方建筑？可能梁思成先生和張文忠先生都考慮過這個問題。這里和繪畫有一個模擬關系，當你畫的畫特別不對的時候，你的畫是該拿出來還是不拿出來？我覺得這是同樣的問題。當然建筑和繪畫不同，繪畫是個人行為，建筑是國家行為。從某些現象來看，我們現在的文化正在朝寬容和開放上來轉。我自己比較主張從每個個體來做最好的作品開始，回避現在流行的精神腐敗的做法，使精神質量進一步能夠提高。
馮兆一（經濟學家）：剛才大家說了許多，但我認為主要的還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雖然藝術家的追求往往不受經濟基礎的局限，或者說是反經濟的，如焦應奇的“藝術家倉庫”、姚鐵正的“文化實驗空間”。真正做這件事，是需要勇氣和犧牲精神的。現在大家看到的一些城市的建筑也好，雕塑也好或整個環境也好，大家認為不滿意也是和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特殊時代所造成的浮躁期有關。現在看來，上海好象稍好一些，好在早期開發和最浮躁的時候，上海沒有動，它仍然受著計劃經濟的控制。等到第二輪發展的時候，上海得意于歷史上的聲譽，得意于經濟上的實力，所以相對好一些。最近據說上海的新天地和上海老蘇州河周邊的倉庫改造做得還是有一些成績，至少對于目前中國整個環境的改善和整個環境藝術的塑造會有一些借鑒作用。我認為不必太悲觀。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隨著官員素質的提高，情況會有好轉的。我們看到的歐洲的好的東西也是受到他們經濟的影響。比如英國的首相官邸，它的門就很小，廣場也不大，大家都想不通，這么重要的地方，門為什么這么小？據說當時英國是有法律的，收地產稅是按照門的寬度來收，這說明建筑的形式與經濟是有關系的。
我認為日本現在做得比較好，他們有一個“經營城市”的思想。據我了解他們很多的城市確確實實花了很大的力量，對城市未來的發展作了很深入的研究。然后也會經過反復的論證，甚至也會經過議會的討論。方案一旦確定下來，就會堅持幾十年不變，不會因市長或領導人的更替而改變方案。其實中國的城市建設完全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們現在也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我們作一個規劃，要拿到公共場合請市民來評價。但問題是素質比較高的人不去看也不去提；素質比較低的人也只是看個熱鬧，卻提不出什么問題來。現在看來有這樣一批像做“文化實驗空間”的、做“藝術家倉庫”的實際上是對整個民眾的藝術教育的普及和推廣非常有意義的基地。不過我想還是應該研究一下怎樣獲得好的回報，實際上有回報本身應該比沒有回報影響力更大，我是覺得我們的藝術家還應該考慮經濟運作的問題。
王 強（天津大學建筑系副教授）：當前，豆腐渣工程、城市垃圾隨處可見。這里邊有很多因素，如長官意識，獨斷專行。少數藝術家受經濟的驅動把現代雕塑變成了系統化的雕塑制造公司，比如廣東等地就有專門做不銹鋼球、飄帶等雕塑構件的專業戶。一個球加上一個飄帶就叫什么“飛騰”、“改革”、“跨越”……稍加改組就是一個城市雕塑，完全程序化，概念化。這就使我感覺到我們的教育還很不夠，同時還缺乏合理機制的制約。今年年初，“文化報”和“文藝報”都發表了《請關注城市的藝術格調》、《北京急待為公共藝術整容》等文章。城市雕塑是城市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安放要求能體現該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歷史和文化特點，與城市文化一脈相承。那些劣質的雕塑如同我們身邊的垃圾一樣，既缺乏雕塑自身的美感，又缺乏與城市文脈的聯系，造成人力、財力的雙重浪費。我認為像景先生這樣的作品更應該加強在評論界、電視媒體及報界的宣傳和引導，這樣才能提高社會的品位和整體文化水平，從而帶動城市雕塑的發展。
龔立君（規劃學教授）：我是學規劃專業的，但由于工作的關系脫離這個環境已經有十多年了。偶然的機會做了開發商，最早與景先生一起策劃了萬科花園新城的幾個規劃、雕塑項目。剛才各位專家都從各個方面對城市的空間藝術、環境藝術、雕塑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我謹從一個開發商的角度說一些現在社會的現象。萬科的開發商已經意識到文化的內涵對于房地產的開發有多么的重要，他追求帶有文化品位的開發，而事實上他做的很多事情并沒有達到他的想象。其實萬科從一開始建立就尊崇文化。企業文化中的雜志、周刊一直有一個文化的延續，而在地產開發項目上怎樣體現文化，則是近幾年的事。萬科在天津的項目在整個萬科系統里還是相當成功的。目前，開發商有很多的困惑，其中包括如何把文化和居住結合起來。不是說種幾些樹，做一點小品，或是做一、兩個概念，就把環境的品位做出來了。比如近幾年出臺的一些項目，都以做水的文章著稱。但他們沒有認真的去考慮和研究天津的地域環境和地域文化是不是適合每個開發商去做“水”，而是一窩蜂地抓住人親水的本性都做“親水”。學術上的研究和引導和開發商的想象是有一定距離的，但沒有人去正確地引導使開發商更理智。開發商追求商業利益是他的本質，是他生存下去的基礎。他投資時肯定會首先想到如何收回投資，他和真正搞創作，搞技術的人是有區別的。而如何把我們的創作和技術真正的運用到實際當中去，和開發商又密不可分，這就形成一個誰引導誰的問題。我從開發商又回到學校來討論學術上的問題，又來做理性上的呼吁
，以使大家了解究竟應該怎樣去“做”居住環境。我相信通過大家的反反復復的討論，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目標被接受和承認下來。
朱 其：一個藝術專家和一個老板之間必須花四到五年時間建立一種關系，僅僅對他進行藝術上的啟蒙是不夠的。國內的一些房地產企業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網站和刊物，他們有時也會的將媒體上的文化名人拖過來花一、兩千塊寫一篇文章，發在網站和刊物上，提高自己的品位。其實這些基本上都屬于偽文化。所謂的企業文化其實就是以個人崇拜為核心的集權文化。我也在思考，這十年的一個模式就是藝術家在試圖接近老板，老板也在找藝術家。但直接建立這種媒介關系似乎不太好。還是要像西方那樣，一個非常有名的藝術家是通過他在社會上的影響決定應該作成什么樣子，而并不是老板決定的。比如現在上海大劇院正準備讓朱德群做一個壁畫去取代丁紹光的雕塑和壁畫。朱德群非常有名，所以肯定會由他來決定作品的風格。但如果換一個不知名的藝術家，老板肯定不會聽他的。
張文忠：商家信任你的威力的時候，把你搬出去作為活廣告來用，在這方面千萬要冷靜，要學會保持中國設計學術團體的相對獨立，同時還要和他們昧著良心交朋友，宣傳我們的觀點。不打交道也不行，他有他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們已經意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就是一大進步。
焦應奇：現在的一些城市也意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比如連云港現在也要做城市的定位和規劃。據說北京也有這樣的一些景象，這是大勢所趨，逃脫不了的。當政府意識到要轉換的時候，專家們并沒有準備好，社會的價值觀也沒有準備好。比如崇尚創造力，崇尚個體的社會價值， 至今還沒有。文化已經形成一種習性，還沒有給人一個可生存、可延續的空間。老板和藝術家的關系是相當難的，應該是老板尊重藝術家的創造性，認定他的價值，其核心還是社會的問題，文化的問題，而不是領導的問題。每個領導在文化價值里面都是一樣的。所以教育任重道遠。
張文忠：正直的藝術家一方面有點灰，碰壁不少，但我很贊成你們開的“文化實驗空間”和“藝術家倉庫”，我們在這個空間里面大家交流探討如何發展我們的藝術事業，這非常可貴。
焦應奇：去年我到意大利，一個年輕建筑師帶我去參觀米蘭的代表性建筑。我就感覺中國建筑很缺少知識的理性。原因就是交流活動太少，知識太書本化，對西方建筑的經驗尤其是教訓沒有多少見識。我就建議能不能幫我們組織一批建筑師來中國，比如城市規劃、居民建筑、工業建筑、綠化、室內等方面的。
李 威（開發商、工程師）：我原來在設計院搞設計，后因工作原因做了幾年房地產。目前的房地產商都在模仿，或者盲目認為國外設計師的方案好。所以現在就形成國外做方案，由國內設計院來做工程設計。但國外的方案也未必符合設計上的要求，現在的城市建筑確實形成了很多的城市垃圾，像深圳賣不出去的“垃圾房”。大家都認為房地產有暴利，于是房地產商就不擇手段地增加容積率，同時建筑師和某些規劃部門也迎合了房地產商，這也成為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問題。
景育民 （雕塑家、“文化實驗空間”學術主持）：我所從事的公共藝術確切的講是城市雕塑，實際上我應該以一個實踐者的身份出現。作為一個當代雕塑藝術家與繪畫類的藝術家還有一定區別，我們的生存方式是一種比較矛盾的狀態，一方面要探索一些實驗藝術、現代藝術語言、現代藝術語境和現代的科技手段在藝術作品中的結合，拓展了藝術的領域，這是我們向往和夢寐以求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雕塑藝術家，我們的社會責任是要做一些城市環境雕塑，這就涉及到了公共藝術。公共藝術與公共環境有一個互動關系，比如作者要推出一個作品或創作思想，服務于社會，這就有一個與企業家、商人和官員的關系。
目前雕塑家遇到的困惑，一是室內雕塑走向室外的語言的轉換。有些室內雕塑本來不適合于室外雕塑的語言特征，這在我們自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再就是雕塑與建筑環境的關系。現在雕塑與環境的關系結合得很不緊密，規劃、建筑和雕塑的領域都比較孤立，而不是完整的來考慮這個問題。環境設計在藝術上，文化上和整個視覺上沒有達到完整性，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做的實驗藝術作品，如很多架上或展示性作品，語言上可能更加另類和前衛，但真正變成公共藝術時實際上是打過折扣的，這是一個生存智慧問題。在當代文化背景下，作為公共藝術它既有一定引領作用，又不可能走得太遠，因為藝術在社會上實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需要像“文化實驗空間”、“藝術家倉庫”這樣的地方提供一個場所，藝術家在這里的作品很可能就是一種個性化的體現。作為一個雕塑藝術家來講，這樣的機會極少，大多數時候都是在為社會服務。從搞的一些城市雕塑評獎招標會的評選結果可以看出，中標的作品沒有超越這個時代，這就需要在座的各個門類的藝術家和建筑師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改變他們的心理狀態，以提高我們的規劃，搞出一些個性化的東西，這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個十分嚴峻的課題，它需要智能和策略，這種智能和策略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我們有時也會有無奈的感覺掠過心頭，一些偽劣的藝術家作的作品會讓業主和企業家非常舒服，但那種舒服會制造很多垃圾。我們出于藝術家的責任感，必須比較策略的處理這種事。我們在藝術圈里也常常受到別人的指責，但是了解具體情況的人會明白我們作到這一步時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環境藝術不僅僅是一個藝術作品的問題，它要經過一些斗爭，一些智慧，一些磨合才能達到你所追求的這一步。我們現在在公共藝術教學上是兩拿著，即AB課程。A課程是初級課程，就是做城市雕塑，B課程時才談到真正的公共藝術，這是高年級才開的課程，因為高年級很快就要涉及到面對社會的問題。現在，當代藝術已經拓展了它的領域，它的多元化與邊緣性。各種藝術門類對雕塑藝術的影響已經遠遠不是它傳統的模式。我們的雕塑教學及環境藝術教學也在隨著觀念的改變而改變。
郭雅希：景育民從一個雕塑教育家、和環境藝術創作者的角度談了他在創作實踐中的體會和感受。批評家們常常對他們的作品橫加指責，可能景育民的作品也受到過批評。但是我們往往不知道一個雕塑家、環境藝術創作者內心的苦衷。從景育民的創作和他剛才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能夠成功的將主旋律的，商業的，學術的三個相互矛盾的領域結合在一起，這本身是需要智能和包容的，但有一點非常明顯，他骨子里還是想搞學術的實驗性的東西。
姚鐵正（“文化實驗空間”學術總監）：今天的研討會比我預期的要好得多。我覺得大家還有很多話要說，有些話大家可能憋了很長時間了，就想找個地方說一說。
從小景的雕塑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一種矛盾，一種內心的矛盾。如現代社會與傳統的矛盾，學術與商業的矛盾，等等各種矛盾。這種矛盾表現出一種態度上的遲疑，這種遲疑說明了他的一種社會責任感。一個藝術家畢竟不是一個偉人，他不可能超越他所要面對的矛盾。今天大家表達了很多的意見，也觸及到文化機制問題，這說明中國的文化確實有病，需要治療。這種文化的疾病很復雜，我們不可能開一個方子，就把病治了。更不可能由某一個人開一個方子，大家照方下藥，就能有效地治這個病。由一個人開藥方，大家照著去做，那肯定是封建主義的，極壞的作法。我想較好的方式是對話，我們需要文化上的多元化。多元化可能是醫治文化疾病的最好的藥方。如果大家都能來發言，都能來出主意，每個人的主意都很平凡，也并不偉大，但能建立一個對話機制，可能是不是能治一點病？
我覺得焦應奇先生說到兩個概念非常好，一個就是我們目前的文化缺少創造性、想象力、精神冒險的能力和質量。尤其精神冒險這個提法非常好。還有就是焦先生認為我們還沒有掌握一種智性的建筑構造能力。我認為這真正深刻地說出了中國目前這個文化上的浮燥期的病因。這不僅僅是建筑師的問題，它更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問題。我想補充的是，中國的近代文化還缺少一種形而上的精神。一個缺少形而上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只尊崇粗陋的實用主義哲學的社會是目光短淺的。我們應該提倡精神的冒險，只有經由精神的冒險才能達到形而上，也只有當我們具有了形而上的思辨能力時，我們的社會才可能掌握焦應奇先生所說的智性的建筑構造能力。有時，有人問我：什么是形而上的思辨？我想這樣來回答：形而上就是抽象，思辨能力就是理性的批判能力。我們的文化需要抽象精神，我們的文化也需要理性的批判精神。
鄒躍進先生的“流動的城市”的提法也非常精彩，這個提法符合現代城市學的理論。現代城市學說認為，一個現代城市具有生態的特征，它是由各種流動的因素組織起來的。學者們對哪些流動因素是城市的基本因素看法不大一致。我認為，人口流與物質流，生產流與消費流，能量流與信息流是城市的基本元素。剛才馮兆一先生說到我們應該確立一種經營城市的思想。我覺得這個提法非常好。我想，一個現代城市確實需要經營和管理。但是，要實現一種對城市的好的管理，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好的城市管理科學，更需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培養出一種好的城市哲學。可能會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會有一套理性的，關于城市發展的哲學。我們會有一套完備的，可操作的城市管理科學。城市的流動因素能被理性地系統地調控，城市的發展真的能可持續。我們的城市將能夠培養出健康的，理性的，有創造性的城市公民，我們的城市文化將能夠使每一個人的價值得到體現。我們的文化不再浮燥，它將具有高質量的精神品質。我期望我們的人類聚居學或人居環境學能在將來建立起一種以系統科學為中心的基礎理論。
今天到會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人，也有同一領域不同類型的人。我們這些不同的人就一個共同的話題進行了對話。郭雅希、景育民和我共同作這樣一個“文化實驗空間”，我們的愿望就是想提供一個對話的空間。對于這種對話的氣氛，我期望它會喚起一種精神和希望。
郭雅希：景育民的展覽是我們“文化實驗空間”舉辦的第一個展覽，這個研討會也是我們舉辦的第一個研討會。我們可以看到景育民的作品不僅僅是在展示他的創作，也是在展示他的一種思想。一種如何“和”的探索精神，一種對公認的，司空見慣的東西的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其實這也是我們文化實驗空間所推崇的探索精神和實驗精神。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也非常敬佩大家對文化事業的熱衷和責任感。在此，我代表姚鐵正和景育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感謝。
|
-
-
推薦藝術家/
-
-
藝術商城/
-
|
